過去，台灣愛滋感染者增加的途徑確實以男性間性行為為大宗，而在2010年前，台灣的感染者新增來源主要來自靜脈藥癮注射者，但是當政府執行藥癮減害計畫，提供清潔針具與美沙東替代療法後，靜脈藥癮注射者的新增感染人數逐年下降，即是因為政府提供相對友善的愛滋防治政策的成效。綜觀全球，各地區並非都是以男同志為主要感染者新增來源，例如非洲地區即是以異性戀為主的愛滋疫情。因為愛滋議題牽涉到社會、經濟與政治等多重因素，台灣在目前的愛滋防治政策上也面臨需要轉型的需求。
事實上，愛滋病毒就如同流行性感冒一般，並不會區分感染者的性別、性傾向、性別認同等，會提高感染風險的，是「高危險行為」，如無套性行為、共用針頭等，才會有感染的可能或風險，因此，在防治愛滋上最需要破除的迷思，便是預防「危險行為」，而非以為只有單一族群才會感染，必須徹底打碎以往的刻板印象。
另，在衛福部疾管署2013年愛滋研討會中，指出一年內愛滋發病者，異性戀者佔四成，高過男同性戀的三成。此數據顛覆愛滋多是男同性戀的刻板印象。疾管署陳昶勳解釋，男同性戀對於防制愛滋的警覺較高，定期篩檢比例較高，反觀異性戀常輕忽自己感染的可能，導致發病比例高過男同性戀。
目前的愛滋治療費用並非由健保支付，需自2017年起才由健保支付治療費用，因此無法歸咎於愛滋治療費用過於龐大，而對其他項目產生排擠。目前許多疾病治療及藥物，健保並未給付的理由，可能因為技術還在實驗、不確定其安全性及療效、健保與藥廠採購價格無法達成共識，或是政府根本不知道或不願意提供治療。
由中央健保署所提供的資料來看，佔健保支付額度最高的前十名為慢性腎衰竭、牙齒相關疾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壓…等，愛滋的給付額度並不在前十名當中。當然，任何項目的經費使用都會排擠到其他項目的經費，愛滋治療預算當然也是如此，我們可以說預算排擠是必然的。但我們應該這樣理解，基於疾病具有傳染性，必須著重防疫與感染者的健康權，政府確實有必要提供愛滋感染者以健保治療；同樣基於健康權，其他人群當然也必須被同等照顧，這個困境是國家應該設法解決的，絕不應該因為預算排擠而犧牲任一方的健康，更不是讓不同疾病者相互指責，去競爭健保額度。這不是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的事。
自2017年2月起，依法明文規定：愛滋感染者服藥前兩年之愛滋醫藥費用，由疾病管制署公務預算支應；兩年後則回歸全民健保，但在需自費部分，仍由疾管署支應。將預算放在疾管署，目的是增加防疫效益，提高民眾接受愛滋篩檢的意願並及早治療，也防止再感染他人的機會。
愛滋病（愛滋病毒感染）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慢性病，可以有效的延長其預期壽命；且基於「治療即預防」的國際愛滋防治政策，提供感染者免費可取得的穩定治療環境，能有效降低愛滋感染者再度傳播給他人的風險，將傳染風險趨近於0。
任何傳染性疾病都屬於公共衛生問題，最重要的是讓人勇於篩檢和治療。事實上，愛滋病的傳染途徑和B型肝炎完全相同，若我們對於B型肝炎的治療由國家預算支付沒有意見，為什麼要對愛滋病另眼相看呢？在全民強制保險的精神下，愛滋感染者不應被排除在制度外，而應該與所有人一樣，都享有醫療權的保障。回歸健保，是使愛滋一般化的重要一步。
新通報的感染者的來源可能包含（1）已感染但尚未確診的人；（2）因危險性行為或血液接觸的新感染者。
我們可預期的是，已接受治療的感染者，將不再有傳染力，能進而減少HIV感染者通報數。事實上數據也是往這個方向在走，否則若已感染者未發現或未治療的仍舊是多數，那麼我們如今看到的年增感染通報數，應該會超過目前的數字。
目前愛滋感染途徑分成三類。第一為不安全性行為，也就是沒有全程、正確的使用保險套，而有了精液、前列腺液、乳汁、陰道分泌物等的體液接觸。第二是血液的傳染，在實務上大多是施打海洛因的毒品使用者，因為海洛因價格昂貴，往往由一群人合資購買，稀釋後大家輪替施打，而也意外將愛滋病毒傳遞給他人。第三為母子垂直感染，胎兒在分娩時接觸到母親的羊水、血液等，然而因為醫學的進步，目前只要在胎兒產出前即時發現，有9成的愛滋寶寶是可以避免的。而國外也有多起愛滋感染者在正常治療服藥下，仍可以平安產下下一代，完全未傳染給伴侶以及嬰兒的成功案例。
今日，愛滋病患只要及早發現、穩定服藥，就和任何一種慢性疾病的患者沒有差別，其發病和死亡率甚至還低於心血管疾病的患者。